腭化——普通话 j、q、x 的来源

或许你已经发现了，在某些方言或语言中的辅音相较于普通话而言会产生某些规律性的变化：

汉字	普通话	方言及其他语言
香港	Xiānggǎng	广州话 hoeng¹gong²
街	jiē	东北话 gāi
金	jīn	闽南话 kim、日语 キン（kin）
京	jīng	日语 キョウ（kyō）、旧译 Peking

试试比较普通话的念法与这些语言原本的发音，不难发现，普通话的辅音（例如 j、q、x）相比于其他语言的辅音（g、k、h）而言颇为特立独行。你或许会发现，为了发出普通话的这些辅音，你的舌面位置由软腭转移到了硬腭（声音发出的部位越来越靠前）。

而从演变的角度来看，普通话语音的定型受到某些前高元音的影响（例如 i 与 ü），为了在 k 后紧接着发出 i，舌根就会提前抬起，由软腭提前向硬腭“滚动”，这便是腭化。

我们可以直接在汉语及其众多方言中观察到极其显著的腭化现象，一种主流观点为：在上古汉语中，见组 k、kʰ、g 及晓母h、x遇到上述前高元音后，逐渐演变为近代的 j、q、x。闽南方言为我们保存了这种演变过程中的清晰记录：“鸡”在闽南方言中文读“kue”，白读“kia”——读音先于音变而被这种方言记录下来。

约晚唐五代至元代，带 i 与 ü 的韵母（音韵学称为“细音”，也称齐齿呼、撮口呼，这精确地描述了发出这些韵母时的口型）对辅音的影响更为显著：这些韵母使得中古舌根音（见组 k、kʰ、g 及晓母h、x）腭化，而产生团音（即 j、q、x 的主要来源）。也就是说，j、q、x这套声母的历史从定型至今只有约七百年，属于出现时间较晚的声母。

腭化带来的最显著影响，体现在现代普通话音节结构的互补分布上：g、k、h 只与开口呼、合口呼的韵母相拼，却从不与 i、 ü 搭配；而 j、q、x 则相反，只与齐齿呼、撮口呼的韵母相拼，却从不与 u 搭配。正因如此，与 j、q、x 搭配的 ü 可以放心地“脱帽”，而不必与 u 混淆。

以“雞”为例，若腭化还未发生，则“雞”应被记为类似 *kie 的形式，而表中却记为 kye，这说明见母 k 后已产生了腭介音 -j-。据此，罗常培认为，见组音 k 早在晚唐五代的西北方音中已具有腭化的趋势。

音韵学家周祖谟在以北宋邵雍的《皇极经世·声音唱和图》为基础重建的宋代汴洛音系中，见组声母仍被归为舌根音 k，而非腭化后的 j。不过，周祖谟也指出：“由上所考可知宋代汴洛方音与《广韵》大异。要言之：论声则与《中原音韵》之二十母相近。论韵则同摄之一二等读为一类，三四等读为一类，其读音盖不出开齐合撮四呼，与元明以降之音相近”。这说明，尽管在语音分类上见组声母较为保守，但在实际的语音演变中，北宋时期的汴洛方言与中古音（以《广韵》所记录的中古音系为对照，此时腭化尚未发生）相差甚远，已经处于腭化的进程当中。

在元代编成的《中原音韵》中可见：“機”与“飢”、“姬”、“羈”等同列，读音为 [tɕi]（今 jī ）而非 ki（参见图2: 《唐五代西北方音》声类比较表中的“機”），可见腭化此时已接近完成。

有关尖团音：

相较于上文的见组声母腭化为团音，精组声母 ts、tsʰ、s 在细音前则成为尖音 z、c、s（例如节 tsiet→zié，秋 tsʰɨəu→ciū）

可以念读以下单字，比较尖团音的区别（可仔细体会舌尖位置的区别）： 尖 ziān（尖音）/ 坚 jiān（团音）、秋 ciū（尖音）/ 丘 qiū（团音）

而现代普通话的尖团合流则消除了这两类发音的区别，因此在现代普通话中，“尖”与“坚”同音，“秋”与“丘”也完全同音。

同属汉字文化圈的其它语言在借鉴汉语字词时，连同其所在时代的发音一并留存至今，因此我们也得以一窥中古汉语中的语音变迁历史：日语在平安时代大量借入汉字与汉音，对应同时期中唐长安汉音。在这一时间点下，汉语的见组腭化还未完成（还记得《广韵》中见组依然读 k 吗？）。因此，在这批借词中腭化前的声母格局被较好地保留：“京”借为キョウ（kyō）、“金”借为キン（kin）、“机”借为キ（ki）——这些见母 k 被较好地保留，是我们了解腭化前汉语发音特征的完美样例。